当我捧着厚厚的重达几公斤的巨著《山右吉金—山西商周青铜器纵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侯马陶范艺术》认真翻阅时，我对它们的作者——李夏廷先生的敬意油然而生。

他主笔的《侯马陶范艺术》一书获得1997年美国华盛顿佛利尔-赛克勒美术馆和日本东亚文化研究中心联合颁发的国际学术奖“岛田奖”；《山右吉金-山西商周青铜器纵览》则获2019年全国优秀文化遗产图书奖。他曾先后应邀到美国华盛顿佛利尔-赛克勒美术馆和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作访问学者，并受聘山西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和陕西文物考古专修学院客座教授。

山西是中国古代文明重要发源地，特别是青铜器的发现和存世为国内最多的省区，而上述三部专著被海内外考古界视作周代晋国青铜器研究方面最重要成就之一。中国考古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前院长李伯谦教授在《晋国青铜艺术图鉴》序言中说“在考古界，一说起李夏廷的名字，可以说很少有人不知道......，他绘的考古器物图，不仅数量多，而且涵盖的时间长、范围广、品类繁杂，是当今考古绘图这一行的佼佼者，无人能出其右......这是一部晋国青铜器研究的高质量著作”。中国考古学会张忠培原会长作序写道：“李夏廷......八十年代初的考古绘图已达同行当的一流水平，至今仍处于这个位置......《山右吉金-山西商周青铜器纵览》是一部专业性较强，研究根底较深和篇幅较大的著作”。

佛利尔-赛克勒美术馆藏“子之弄鸟”尊（传太原出土）李夏廷绘制（下同）

李先生最突出的贡献是在长期工作实践中，将单纯的绘图技术性工作拓展到青铜器研究领域。此前人们对东周列国青铜器的研究不够深入，对那时晋国和三晋青铜文化的认识也比较模糊，原产晋地的青铜器往往因出土地点不同而被冠以XX文化或XX青铜器，如出土于江淮则称“淮式青铜器”，出土于四川则称之为“巴蜀青铜器”等等，而他通过对青铜器和铸铜陶范的细微观察和亲手测绘，将晋式青铜器置于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审视，认识到原产三晋的青铜器虽然种类庞杂，造型多样，但其具有强烈的地域色彩和显著共性，通过大量比对论证，确定了“晋式青铜文化”和“晋式青铜器”的主要特征和判定标准，并从造型艺术角度界定了晋式青铜器的外延和内涵，证明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晋文化和其他地区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和戎狄文化乃至遥远的域外文明有过广泛交流和借鉴，他先后在省、国家级以及日本的专业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主笔完成了3部考古学专著，得到学界一致赞誉。1998年他被华盛顿赛克勒-弗里尔美术馆邀请，作为“流散美国的中国晋式青铜器”课题组的中方专家，帮助他们在鉴定晋式青铜器方面提出了宝贵意见。该馆属于华盛顿斯密森学会下属的14座博物馆之一，专门收藏中国及亚洲历史文物，其中收藏的中国古代青铜器多达数百件，是海外收藏中国青铜器最多的博物馆之一。原馆长托马斯.罗覃先生说李夏廷是当时唯一有机会并有能力亲手绘出这些珍宝的人。

我作为山西人，在海外又是华夏青铜文化的追慕者收藏者，去年回国便拜访了李教授，并一道参观了山西青铜博物馆，聆听他对山西丰富多彩商周青铜器的专业讲述以及他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知名考古学者所走过的路。

1971年李夏廷在老挝前线（身穿老挝军服）

原来他小时候喜欢画画，尤其喜欢画《三国》故事。课本、练习本的空白处常被涂满人人马马，此外他还常参与学校板报的插图绘画。文革爆发全国的学校都停课了，他只念完初二便参了军，在空军高炮部队服役5年，参加过两年中国秘而不宣的“援老（挝）抗美”战争，并荣立三等军功一次。部队是一所大熔炉，人生的第一堂课铸就了他吃苦耐劳，抱朴守拙，行稳致远的基因。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重头越。1973年退伍后，一个战友告诉他：“太原文庙”招收退伍兵，文庙当时是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所在地，因业务需要招收十一名退伍兵，工种有文物钻探、文物修复、文物绘图、古建维修等。因为工资低，没人愿意去。而他觉得挣钱多少无关紧要，关键是该单位绘图岗位比较适合自己，加之考古这个行当具有神秘感，因此便到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报了到，并分配到考古队做了绘图员。就这样，纵使途程远，千磨万折亦不辞，小时候的爱好变成了他终身矢志不渝的职业。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重头越。1973年退伍后，一个战友告诉他：“太原文庙”招收退伍兵，文庙当时是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所在地，因业务需要招收十一名退伍兵，工种有文物钻探、文物修复、文物绘图、古建维修等。因为工资低，没人愿意去。而他觉得挣钱多少无关紧要，关键是该单位绘图岗位比较适合自己，加之考古这个行当具有神秘感，因此便到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报了到，并分配到考古队做了绘图员。就这样，纵使途程远，千磨万折亦不辞，小时候的爱好变成了他终身矢志不渝的职业。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他回忆道：转眼间我在考古这一行已蹉跎半个世纪，可以说适得其所又生逢其时。能有幸与老一代和新一代同事合作，参与过不同历史时期的多项考古项目的发掘和整理，并通过绘图将其记录并留传于世。我接触最多和情有独钟的还是青铜器，1973年我参加工作第一年，就随张守中先生参加了长治分水岭出土青铜器的测绘，从此经手绘制过数以千计青铜器和铸铜陶范。张守中先生也是退伍军人，其祖父是清末湖广总督张人骏，家学渊源，擅长书法绘画和古文字，张先生对我要求很严，制定了为期一年的学习计划，学习内容有素描、机械制图、器物绘图和毛笔字。我像小学生一样，须将绘图和书法作业交他批改。我刚参加工作时离家较远，在文庙“西21间”作为单身宿舍住了一段时间。这间偏殿是一个五十多米长的廊厅，文革期间成为考古队临时仓库，里面还堆放着几十具考古发掘出来的古人骨架，夜晚大厅里唯一的照明是我床头的一盏台灯，偌大黝黑的大殿存储器放一堆尸骨骷髅，破烂不堪的芦苇糊纸顶棚常常被屋顶掉落的泥石砸的彭彭作响，殿外院子杂草丛生漆黑一片，有人问阴森可怕吗？不！栖于蓬篙处，心怀万里风。比起我在部队原始热带雨林中的艰苦环境，枪林弹雨死亡的威胁，条件已经很好了，所以我并不在乎这些，心无旁骛的该写字写字，该画图画图。

在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的宝库中，深感自己知识贫乏，我就虚心向老前辈们学习。记得当时的“反动学术权威”，平反后担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古文字学家张颔先生，每天负责打扫单位厕所，我对他没有丝毫不敬，有空就向他虚心请教。单位另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平反后担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旧石器考古专家王建先生，文革时自杀未遂，两边脖颈留有显著的刀疤，我也不在乎其身份，没事就跑到他住的单身宿舍和他聊天，王建先生学识渊博，平易近人，此后我俩长期共事，亦师亦友，他教授我大量旧石器考古知识，所以我绘制石器图得心应手，随手拈来，圆满的完成了两部大型旧石器发掘报告的几乎所有石器图，以致一个时期国内业界传说我是绘制石器图又快又好的第一人。河北文物研究所、北京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还特聘我前往帮助他们绘制石器图。

旧石器考古报告中的披毛犀化石图

考古属于边缘学科，涉及地质地理、古生物古人类，体质人类学、古丧葬制度、古文物保护等多种学科，具体任务不仅限于人们常说的挖古墓，更多的是发掘和研究古墓葬在内的古代人类生活的各种遗址和遗迹，我参加工作头几年，多半时间奔波于山西夏县东下冯早商遗址、侯马东周古城遗址和青铜铸造遗址，作为绘图员往往需要参与整个工作过程，从野外发掘项目的地图、平面图、剖面图到后期出土遗物的室内绘图。总之，工作现场就是原野山岗和墓坑墓室，严寒酷暑泥里土里爬上爬下点灯熬夜是工作常态，所以考古测绘即是体力又是脑力劳动，还得耐得住寂寞。同时考古也有一定危险，工伤事故屡见不鲜。上世纪90年代我在山西曲沃参加发掘一座西周晋侯墓时，几乎被坍塌的墓壁掩埋，那座墓口小底大（西周墓常规），垂直向下深十六米，坍塌的墓土有好几立方米，幸亏我躲闪及时，不然那天或许就是我的忌日了。

我说，在战场与和平年代都有生死的考验。成功往往眷顾那些愿意下笨功夫并长期坚持的人。

他淡然莞尔一笑！

完（转载：加中收藏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