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虚无中打捞永恒

——吕国英六言哲诗与汉语诗歌的精神还乡

艾 慧

当消费主义的狂欢遮蔽了星空，当技术理性的光芒照彻一切却留下意义的荒漠，还有谁在午夜独自面对那些永恒的发问：我从何处来？我向何处去？善恶的边界何在？存在的意义几何？

在一个春暖的午后，笔者读到吕国英先生的十首六言哲诗，正是这样一组用心写就的思想者手记。它以极简的形式承载极丰的内涵，以古典的文体回应现代的精神危机，在诗与思的交汇处，为漂泊的现代灵魂点亮一盏回家的灯。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歌创作，而是一场精神的救赎行动——在虚无的深渊边，诗人以诗句为绳索，打捞那些即将沉没的意义。

历史之维——在断裂处接续文脉

1.失魂的世纪：汉语诗歌的精神漂流

要理解吕国英六言哲诗的历史重量，必须首先看清它所置身的那场漫长的精神漂流。

中国诗歌本有“诗言志”的古老传统。“志”者，心之所之也——既是情感的流向，更是精神的指向。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从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到王阳明的“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中国诗歌从未放弃对宇宙人生的整体性思考，从未退出对意义问题的终极追问。

然而，这一传统在二十世纪遭遇了深刻的断裂。先是救亡图存的呐喊遮蔽了存在的追问，后是语言革命的狂欢消解了思想的重量。当朦胧诗以“我不相信”开启个体觉醒的序幕，当“第三代诗歌”以口语化消解意识形态的神话，当网络诗歌将抒情推向私人化的极致——中国诗歌在获得表达自由的同时，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它逐渐失去了深沉思考的能力，淡出了对时代精神生活的介入，部分作品流于语言的空壳。

这就是吕国英提笔时面对的诗歌现场：一场精神漂流的困局。

2.以六言为舟：逆流而上的精神还乡

在这一背景下，吕国英选择六言这一近乎“化石”的古典形式，本身就是一次惊世骇俗的精神宣言。

六言诗自《诗经》萌芽，至魏晋成型，却始终未能成为主流。究其根源，在于六言的节奏过于板滞，难以承载复杂的情感流变。然而，吕国英却将这一“缺陷”转化为独特的诗学优势——当情感的泛滥成为时代症候，当语言的狂欢遮蔽了思想的微光，一种节制、凝练、有力的形式，恰恰是对喧嚣最有力的反拨。

“一床睡倦日月，三餐吃瘦乾坤。”（《笑看终究沉沦》）

这十二个字的力量，来自两种异质元素的激烈碰撞。“睡倦”与“吃瘦”是充满身体感的日常动作，而“日月”与“乾坤”是超越个体生命的宇宙存在。当日常遭遇宇宙，当有限撞击无限，一种惊人的审美张力就此生成。这是个体对存在的叩问，也是有限对无限的拥抱。

这种“以小搏大”的诗学策略，在古典诗歌中有着悠久的传统。杜甫的“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以窗与门的方寸之眼，收摄千秋时空；王维的“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以一夕之雨，接通天地之气。吕国英承续的，正是这条以有限见无限、以瞬间见永恒的诗学命脉。

但吕国英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这种诗学策略内化为一种哲学的自觉。在《道之常道非道》中，他写道：

“谁言水到渠成？何论自然使然？从无一劳永逸，岂祈天长地远。闲看日出潮落，笑对时过境迁。道之常道非道，唯叹似水流年。”

这首诗的深层结构，是一场精神的辩证运动。前四句以一连串反诘，破除人们对“常道”的迷执——水到未必渠成，自然未必使然，一劳永逸是幻象，天长地久不可祈。这是“破”的功夫，是对思维定式的祛魅。中两句以“闲看”“笑对”的从容姿态，完成精神的转向——不是逃避，而是超越；不是绝望，而是释然。后两句点明题旨：“道之常道非道”——那被人们奉为永恒的“常道”，恰恰不是真正的道；真正的道，或许就在这“似水流年”的无尽叹息之中。

这让人想起老子开篇的宣告：“道可道，非常道。”但吕国英没有停留在老子的玄思之中。他以“唯叹似水流年”收束全诗，将形而上的玄思，拉回形而下的生命体验。这一声叹息，是孔子“逝者如斯夫”的回响，是陶渊明“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的变奏，更是无数先贤面对时间发出的共同心绪。它以最朴素的方式，接通了汉语诗歌最深沉的精神血脉。

3.超越“理趣”：从苏轼到吕国英的诗学递进

在中国诗学传统中，宋诗的“理趣”一脉为哲思入诗开辟了道路。苏轼的《题西林壁》是这一传统的典范：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首诗的精妙，在于将抽象的哲理（认识受限于视角）完全融于具体的游山体验之中。读者在跟随诗人游历庐山的过程中，不知不觉接受了一次哲学启蒙。这是“理”与“趣”的完美平衡。

吕国英继承并深化了这一传统。他的诗中同样有“趣”——“闲看日出潮落，笑对时过境迁”的从容，“极目海天一色，冥思物我两忘”的超然，都是“趣”的体现。但他的诗更进了一步：他引入了强烈的思辨性。

《道之常道非道》中的连续反诘，《虚将空盈愈盛》中的辩证法则，《恶行染之愈厉》中的善恶之辨——这些都不是单纯的“趣”所能涵盖的。它们是“思”的直接呈现，是哲学的正面突入。但奇妙的是，这种“思”并未破坏“诗”的韵味。因为吕国英始终将哲学命题还原为生命体验，将抽象思辨落实为具体意象。

这正是吕国英对“理趣”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他不是在“诗”中植入“理”，而是让“理”本身成为“诗”。当思辨达到极致，当追问抵达深渊，诗便在那临界点上自然生成。

世界之维——圣贤谱系与人类智慧的共同体

4.对话的觉醒：走出中西二元的思维牢笼

如果说接通古典是纵向的精神还乡，那么与世界哲思的深度对话，则是横向的思想跨越。在这双重维度中，吕国英的诗歌获得了超越地域与时代的普遍性意义。

《玄机不经来报》一诗，是这一对话的最高体现：

“迦叶会心一笑，慧能闻诵觉妙。尼采我是太阳，阳明卧棺开窍。圣贤人皆内有，玄机不经来报。”

迦叶的拈花微笑（约公元前5世纪），慧能的闻经顿悟（公元7世纪），王阳明的石棺开窍（16世纪），尼采的“我是太阳”（19世纪）——这四位思想巨人，跨越两千余年的时空，横亘东西方的文明，被诗人以六言形式浓缩于方寸之间。

这不是随意的拼贴，而是深刻的洞见。诗人看到的是：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古代还是近代，真正的精神觉醒都遵循着相似的轨迹——那便是从外在依附转向内在发现，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创造。

迦叶的笑，是对佛陀“正法眼藏”的默契于心——真理不在别处，就在此刻的领悟之中。慧能的悟，是对“何期自性本自清净”的当下证得——佛性不在西天，就在每个人的本心之内。阳明的“开窍”，是对“心外无物”“致良知”的豁然贯通——天理不在六经，就在吾性自足的心中。尼采的“我是太阳”，是对“上帝已死”之后人必须自我承担的英雄式回应——价值不在天国，就在超人意志的创造之中。

“圣贤人皆内有”——这一句是全诗的诗眼。它揭示了一个被东西方文明史反复印证却鲜被言明的真理：真正的智慧，从来不是外在的赐予，而是内在的觉醒。佛陀是“觉悟者”而非“被赐予者”，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是向内而非向外，王阳明的“致良知”是反求诸己而非外求诸物。无论表现形式如何千差万别，人类智慧的终极源泉，都在同一个地方——那便是每个人的内心。

5.尼采的太阳与东方的月亮：两种光芒的相互照亮

在四位圣贤中，尼采的出现尤为耐人寻味。尼采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激烈地反叛传统的思想家，他的“上帝死了”是对两千年基督教道德的总清算，他的“超人”是对人的自我超越的极致呼唤。他宣称“我是太阳”，因为在他看来，上帝已死，人必须自己成为光芒的源泉。

尼采的“太阳”与东方的“月亮”——禅宗的“明心见性”、心学的“良知”——有着某种气质上的差异。太阳的光芒来自自身，是一种向外辐射的力量；月亮的光芒来自反射，是一种向内映照的智慧。尼采选择了前者，东方智慧选择了后者。

但吕国英并未在二者之间做出取舍。他将尼采与迦叶、慧能、阳明并置，意味着他看到了二者的深层相通：无论向外辐射还是向内映照，其前提都是内在光芒的存在。尼采的太阳是对内在创造力的极致张扬，东方的月亮是对内在觉性的深沉守护——形式不同，根源则一。

这种洞见的意义，远超出诗歌本身。在一个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的时代，在一个亨廷顿“文明冲突论”被频繁引用的时代，吕国英以他的诗歌告诉人们：文明的差异，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不可逾越。在人类精神的最深处，有一条隐秘的通道，将东方的禅者与西方的哲人、古代的圣贤与现代的思想家，连接成一个精神共同体。

6.超越荒原：从艾略特到吕国英的精神转向

将吕国英的诗歌置于世界诗歌的谱系中审视，其独特性愈发清晰。

T.S.艾略特的《荒原》（1922年）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巅峰之作。它以碎片化的形式呈现战后欧洲的精神危机，以神话的重构回应历史的断裂。那是一片“荒原”——信仰失落，价值崩塌，现代人在物质的丰裕中承受精神的饥渴。艾略特在诗的结尾给出了微弱的光亮：“给予、同情、克制”，但整体而言，《荒原》是诊断而非解药，是病症的呈现而非治愈的良方。

吕国英的诗歌，同样直面人性的黑暗与存在的困境。《须臾远离人兽》一诗，对人性异化的揭露毫不留情：

“虚人见风使舵，蠢汉行尸走肉。鄙夫哈怂不仁，渣徒嗜恶横授。”

“虚人”“蠢汉”“鄙夫”“渣徒”——这是人性的四种沉沦状态。见风使舵是人格的丧失，行尸走肉是生命的空洞，不仁是良知的泯灭，嗜恶是价值的颠倒。这些诗句的力量，来自诗人直面人性深渊的勇气。他毫不回避现代人的精神溃败，以近乎解剖学的精确，将人性的病灶一一呈现。

但吕国英的独特之处在于：批判之后，必有建设；诊断之后，必有解药。

“慧者珍爱此在，须臾远离人兽。”

“此在”——这个词的使用，绝非偶然。它是海德格尔哲学的核心概念，意指“正在此处的存在”。海德格尔认为，现代人的根本困境是“存在的遗忘”——人被技术理性异化，遗忘了“存在”本身。而重返“此在”，倾听存在的呼唤，是走出困境的可能路径。

吕国英将这一西方哲学的命题，转化为东方式的生命智慧。“珍爱此在”——不是逃离这个世界，不是否定这个身体，而是在这个充满沉沦可能的“此在”之中，活出人的尊严。“须臾远离人兽”——“须臾”二字，点出这并非一劳永逸的成就，而是时时刻刻的警醒，是念念之间的选择。

从艾略特的《荒原》到吕国英的“此在”，我们看到的是一场精神上的转向：从绝望的诊断转向希望的重建，从破碎的形式转向整合的力量，从西方的救赎逻辑转向东方的当下觉醒。这不是简单的优劣比较，而是人类精神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不同展开。吕国英的价值，在于他让东方智慧以诗的方式，参与了这场关于人类命运的全球对话。

当代之维——三重困境与三重救赎

7.诗歌的三重困境：思想的失落、语言的泛滥、精神的萎靡

将吕国英的创作置于当代诗歌的现状中审视，其救赎意义愈发凸显。当前诗歌面临的根本困境，可以概括为三重：

第一重：思想的失落。

当代诗歌患上了“思想恐惧症”。在经历了长期的政治附庸之后，诗歌急于撇清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却连带淡化了思想的力量。抒情成为本能，叙事成为惯性，而深沉的思考却成为稀缺之物。诗歌日益成为情绪的宣泄口，却减弱了介入精神生活的思想深度。

第二重：语言的泛滥。

口语诗将语言推向日常的浅白，部分知识分子写作将语言推向修辞的迷宫。前者失去的是深度，后者失去的是温度。在两个极端之间，语言既难以承载思想的重量，也难以直指人心的柔软。语言有时成为漂浮的能指，在意义的真空中飘荡。

第三重：精神的萎靡。

在解构一切成为风尚的时代，诗歌不敢再谈理想、信仰、永恒这些“大词”。它安于做时代的旁观者，却淡忘了自己本应是指向未来的灯火。当“小确幸”成为精神生活的全部，当“丧文化”成为流行的姿态，诗歌放弃了它最古老的使命——为迷茫的灵魂提供方向。

8.思想的救赎：哲学命题的诗意重构

吕国英的诗歌，以三种方式回应这三重困境。

首先是思想的复归。

他的每一首诗，都是一次思想的历险。《恶行染之愈厉》探讨人性的善恶之源：

“良知与生俱来，恶行染之愈厉。穷真善润肇端，尽美爱徜欢喜。”

这首诗触及了中国哲学史上最古老的争论之一：人性本善还是本恶？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人皆有“四端之心”；荀子主张性恶论，强调“其善者伪也”。吕国英的回答是：良知与生俱来，恶行后天沾染。他站在了孟子的一边，但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没有停留在抽象的争论中，而是将善恶之辨转化为生命的践行。“穷真善润肇端”——在“真”与“善”的尽头，“美”与“爱”自然生发，生命由此进入欢喜的境界。

《虚将空盈愈盛》则揭示了有无相生的辩证法则：

“浊以静而慢澄，安若动方徐生。虚将空盈愈盛，旧善蔽新妙成。”

这是对老子“有无相生，难易相成”思想的诗化表达。“浊以静而慢澄”——浑浊之水，因静而渐清，这是以静制动；“安若动方徐生”——安定的状态，因动而生机渐显，这是以动破静。“虚将空盈愈盛”——虚空之处，反而容纳更多，这是虚室的妙用；“旧善蔽新妙成”——旧的善因被遮蔽，新的妙果自然生成，这是否定的辩证法。

这种哲学思考的深度，在当代诗歌中较为罕见。吕国英将它们重新带回诗歌的领地，证明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思想与诗意并非水火不容。恰恰相反，当思想抵达一定的深度，它本身就具有诗意的光芒。

9.语言的救赎：六言体的节制之美

其次是语言的淬炼。六言体的选择，本身就是对语言的高度自觉。

在信息爆炸、语言泛滥的时代，吕国英选择了一种极简的形式——每诗六行，每行六字，以三十六字承载万千思绪。这种形式上的“节制”，正是对时代“喧嚣”的有力反拨。

“极目海天一色，冥思物我两忘。”（《无界万有随彰》）

十二个字，写尽主客消融的冥契体验。前五字是空间的展开，后五字是意识的消解。当目光穷尽海天的尽头，当沉思抵达物我的边界，主体与客体的区分消融了，人与世界的对立消失了，剩下的只有纯粹的觉知。这种语言的纯度，来自每一个字的不可替代；这种语言的力度，来自每一个词的不容置疑。

“各美其美尽美，美人之美雍融。”（《各美其美尽美》）

十二个字，道出多元共存的文明真谛。前六字讲自我认同——每个存在都有自己的美，当它充分展现自己的美，美便抵达了极致。后六字讲他者接纳——欣赏他人的美，尊重差异的美，世界才能达到雍容和谐的境界。这是费孝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思想的诗化表达，吕国英以十二字浓缩其精华，凝练而有力。

这种语言的纯度与力度，源自诗人对每一个字的推敲与打磨。在语言表达日趋冗繁的时代，吕国英选择做语言的守拙者——他不轻易使用任何一个字，因为每一个字都承载着应有的重量。

10.精神的救赎：向上之路的重新开辟

最后是精神的重建。在一个“解构”成为时尚的时代，吕国英敢于“建构”。

《狂士笑傲江湖》一诗，勾勒了一条人格上升的阶梯：

“狠角不動聲色，硬漢窮血無淚。強人呼風喚雨，狂士笑傲江湖。”

狠角、硬汉、强人、狂士——这是人格的四个层次。狠角的力量在于不动声色，硬汉的力量在于穷血无泪，强人的力量在于呼风唤雨，而狂士的力量在于笑傲江湖。前三者都是在与世界的对抗中确立自我，而狂士超越了对抗——他笑傲江湖，既在江湖之中，又在江湖之上，与世界达成了一种和解之后的超越。

这是对尼采“精神三变”的东方回应。尼采说，精神变成骆驼，骆驼变成狮子，狮子变成孩子。骆驼是背负传统，狮子是反抗传统，孩子是创造新生。吕国英的狠角、硬汉、强人、狂士，同样是精神的递进之旅——从自我克制，到自我坚持，到自我实现，最终抵达自我超越。

《日月同辉相臻》则将这种向上之路，从个体人格的完善，扩展到宇宙图景的和谐：

“日月同辉相臻，山川异域竞美。乾坤盈虚悠悠，万类如痴如醉。莫言梦里吾乡，命运应和妙最。”

“日月同辉”“山川异域”“乾坤盈虚”“万类如痴”——这是宇宙的交响，是万物的共舞。在这样的图景中，“我”的存在被重新定义。“莫言梦里吾乡”——故乡不再是地理的概念，而是一种精神的归属。“命运应和妙最”——个体命运与宇宙大化相呼应，这是存在的极致境界。

这种向上的精神指向，不是天真的乐观主义，而是穿越沉沦之后的清明与笃定。它回应了尼采的追问——人是一座桥梁，不是目的；人应该被超越。而超越的方向，就在这些诗句之中。

意义之维——在虚无中打捞永恒

11.诗性哲学：第三种道路的可能

吕国英六言哲诗的根本意义，在于它开辟了一条“诗性哲学”的道路——既区别于纯粹的哲学思辨，又区别于纯粹的抒情诗歌；既保留了哲学的思想深度，又保留了诗歌的感性魅力。

在西方传统中，诗与哲学的分野由来已久。柏拉图要将诗人逐出理想国，因为他认为诗歌蛊惑人心，远离真理。亚里士多德虽为诗辩护，说“诗比历史更哲学”，但仍将诗置于哲学之下。这一传统延续两千年，直到尼采以诗性的哲学颠覆了哲学的霸权，直到海德格尔宣称“诗与思是近邻”。

吕国英的创作，可以看作这一“诗思对话”的东方延伸。但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不是在哲学中寻找诗意，也不是在诗中植入哲学，而是让诗与思在相互激荡中生成新的可能性。当思辨抵达极致，当意象穿透存在，诗与思的边界便消融了——那便是“诗性哲学”的诞生时刻。

12.在解构的时代重建意义

我们生活在一个解构的时代。德里达说“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福柯说“人已死亡”，利奥塔说“向总体性开战”。一切宏大叙事都被消解，一切终极价值都被质疑。在这样的时代，谈论意义成为一件困难的事。

但吕国英的诗歌告诉我们：解构之后，必有重建。当一切旧的意义被消解，新的意义必须在废墟上生长。这不是简单的复辟，而是辩证的超越——穿越虚无，而不是绕过虚无；经历解构，而不是逃避解构。

“道之常道非道，唯叹似水流年。”

这是对一切常道的解构——那被人们奉为永恒的“道”，恰恰不是真正的道。但解构之后，不是虚无的深渊，而是“似水流年”的叹息。在这声叹息中，意义以新的方式回归——不再是外在的赋予，而是内在的体认；不再是普遍的教条，而是当下的觉醒。

这就是吕国英给出的回答：在虚无中打捞永恒。永恒不在彼岸，就在此岸；不在未来，就在当下；不在常道之中，就在对这“常道非道”的觉悟之中。

13．为汉语诗歌重铸精神的脊梁

在《无界万有随彰》的结尾，诗人写道：

“造化日月盈虚，运变灵慧逸荡。”

这是全诗的点睛之笔。“造化日月盈虚”——宇宙的运行自有其节律，日升月落，阴晴圆缺，皆在造化之中。“运变灵慧逸荡”——面对这永恒的变化，智慧的心灵既不执着，也不逃避，而是在变化中保持灵动，在流转中保持超然。

这十二个字，可以看作吕国英全部诗学的自况。他以六言为舟，渡我们穿越现代性的精神荒原；以哲思为桨，划向那个诗与思原初统一的故园。他的诗歌，是一场精神的救赎行动——在意义的荒漠中挖掘甘泉，在价值的废墟上重建圣殿，在虚无的深渊边打捞永恒。

对于所有关心汉语诗歌命运的人，对于所有在精神迷茫中寻求方向的人，这些短小的诗篇，都是一次难得的相遇——与一个思想者的相遇，与一种诗性智慧的相遇，与汉语诗歌永恒魅力的相遇。它们证明：在解构的时代，意义依然可能；在碎片化的世界，整体依然可见；在喧嚣的语境中，沉思依然可及。

智慧照亮：还乡者的背影

吕国英的六言哲诗，是一场精神的还乡之旅。还乡者要回的“家”，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是一种存在的状态——在那里，诗与思不再分离，人与世界不再对立，个体与宇宙相互呼应，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存在彼此交融。

这还乡之路，漫长而艰难。它要求我们穿越现代性的迷雾，穿过解构的荆棘，穿过虚无的深渊。但吕国英以他的诗歌告诉我们：这条路是可行的，那个“家”是存在的。因为那些诗句中闪烁的光芒，不是来自遥远的彼岸，而是来自每个人的内心。

迦叶会心一笑——那是觉悟的光芒。慧能闻诵觉妙——那是智慧的光芒。尼采我是太阳——那是创造的光芒。阳明卧棺开窍——那是心明的光芒。这些光芒汇聚在一起，照亮了还乡者的路。

吕国英先生，就是那个走在这条路上的还乡者。他以六言诗的形式，记录下沿途的风景与内心的觉悟。他的背影，渐渐融入那光芒之中——那是诗与思交汇的光芒，是东方与西方相遇的光芒，是古与今对话的光芒。

而我们，这些后来的读者，循着这些诗句，也踏上了同样的路。路的尽头，或许就是那个我们一直在寻找的“家”——一个诗意的栖居之所，一个思想的安顿之地，一个精神的最终归宿。

附

吕国英 简介

吕国英，文艺理论、艺术批评家，文化学者、诗人、狂草书法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原解放军报社文化部主任、中华时报艺术总监，央泽华安智库高级研究员，创立“气墨灵象”美学新理论，建构“哲慧”新诗派，提出“书象·灵草”新命题，抽象精粹牛文化，集成凝炼酒文化。出版专著十多部，著述艺术评论、学术论文上百篇，创作哲慧诗章两千余首。

主要著作：《“气墨灵象”艺术论》《大艺立三极》《未来艺术之路》《吕国英哲慧诗章》《CHINA奇人》《陶艺狂人》《神雕》《“书象”简论》《人类赋》《智赋》《生命赋》《中国牛文化千字文》《国学千载“牛”纵横》《中国酒文化赋》《中国酒文化千字文》《新闻“内幕”》《艺术，从“完美”到“自由”》。

主要立论：“灵象”是“象”的远方；“气墨”是“墨”的未来；“气墨”“灵象”形质一体、互为形式内容；“艺法灵象”揭示艺术终极规律；美是“气墨灵象”；“气墨灵象”超验之美；“书象”由“象”；书美“通象”；“灵草”是狂草的远方；诗贵哲慧润灵悟；万象皆乘愿，无始证修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