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重新获得美国选民支持，以压倒性得票回归拿下总统大位。在参众两院共和党双双占优下，这意味着特朗普未来四年执政几乎就是无障碍。特朗普对香港更为激进不友善，香港传统的外向型经济、国际桥梁作用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这对处于低迷期的香港无疑就是雪上加霜，香港转型寻找新优势势在必行且十分紧迫。

特首李家超今年的施政报告特别注重「香港正处于关键经济转型期」，并强调政府需要指明方向、指出问题、提出方法，凝聚社会共识和力量。特首面对现实，看到香港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方向，留给香港的时间不多了。现实是如何应对挑战且尽快落到实处，因为香港已经没有老本可吃了！

特朗普奉行孤立主义，强调美国再次伟大，这将令国际合作格局势发生变化。他也不会忘记干预香港，在上一任期曾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香港自治法案》及颁布行政命令，取消对香港的特殊待遇等，又制裁涉港的中国及香港官员。别寄望特朗普的再度出现会对香港仁慈，未来四年可以预料，香港最具特点的国际优势受到挑战，外向型经济首当其冲，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继续萎缩。

美国带来的中美贸易摩擦的各种负面效应，已经十分明显地反映在香港的经济数据上。政府统计处公布9月香港对外商品贸易统计，进出口货值增幅均较8月放缓，与内地进出口趋势一致。未来贸易磨擦升温和环球经济不明朗因素，可能继续影响香港出口表现。

为吸引海内外公司来港设立总部及分部业务，港府确定发展「总部经济」的目标，但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只有1336间外资以香港作为地区总部，较上年减少75间，跌幅超过5%，较2019年高峰期的1541间，更跌了13.3%，也是自2012年以来数目最少。而其中美资、英资走的最多最快。

这都带出一个问题，香港既要守住传统优势，又要找寻新优势，两者需要相辅相成，既不能死守也不能放弃，转型找到公约数是最好的选择。

其实，香港的转型挑战不是今天。早在2014 年 6 月 10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中指出，中央对香港特区拥有全面管治权，其中既包括中央对香港特区直接行使的权力，亦包括授予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而对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则享有监督权。这是中央首次在正式文件中使用「管治权」一词，并清晰地阐明了中央管治权的权力内容。启动了香港回归落实「一国两制」准确历程，寓示着香港回归以来发展转型的重新思考，是新治理新发展的到来。

自然，「一国两制」离不开中央的全面管治。港版国安法及完善选举制度，中央为香港完成了治理制度走向大治奠定转型基础，是为「一国两制」体制下的香港经济转型提供治理保障。这既是香港对「一国两制」管治方式的重新认识，也是香港回归转型的重大开始。

一直以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都以高度开放的外向型经济著称。在国际环境不稳之际，这独特的优势，也会转化为一个弱点。说到底，正由于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香港经济很容易被各种外界不利因素所影响，香港可能如历史的每一个机遇一样，选择战略性转型是明智之举。

历史上的香港有过多次转型经历，香港由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今时今日的国际服务及金融中心，有赖历史上三次产业结构的转变，而每次转变均能为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将香港的产业结构推向更高的层次。

1841~1950年：由渔村到转口贸易港。1841年6月，英国占领香港后便宣布将香港开辟为自由港，标志着香港开始向近代开放型经济过渡。20世纪初，香港更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知名的重要转口港。

1951~1970年：由转口贸易港到工业城市。二次大战后，主要资本主义的国家社会经济生活开始从战时向和平时期过渡。世界市场对日用轻工业品的需求迅速增加。世界格局和市场的急速变化，促使香港经济结构从转口贸易向“出口导向”的加工贸易转变。1950~1970年的20年间，香港产品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15.1%。

1971~1996年：由工业化到多元化服务。20世纪70年代，工业结构开始由劳工密集型渐次向资本 / 技术密集型转变。香港的金融业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崛起，1970年本港的注册银行只有73家设有326间分行，1980年则增加到113家共有1033间，银行的资产亦由238亿港元增至2,950亿港元。到了90年代中期，香港已成为亚洲第二大股票市场。

1971年，香港第三产业（服务业）已占到本地生产总值的63.2%，到了1981年，占67.5%，直到1991年，占了76.7%。1993年开始，第三产业占本地生产总值已逾八成，金融、旅游、房地产及运输业，成为本港经济的支柱性产业。

历史证明，香港每次转型，也受着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主要是受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变动的影响。作为国际化都市特点的香港，其发展都与外部环境有关，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适时进行经济转型，是香港经济发展趋利避害的重要形式。而香港每一次转型之后，都使经济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带来一二十年的繁荣期。回顾过往三次结构转型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观察社会经济的走势具有启发意义。

如今，香港又走上新的转型期，这一次转型应该转什么、怎么转？和历史上数次转型比较，虽然都是转型，有所不同的是，历史上的转型都是市场被动使然。而今天，最大的不同是香港已经是耀眼的国际都市，正前所未有的实践着「一国两制」这个背景下，香港政府主动提出转型。这也意味着，香港走在历史的转折点，转型不是单一的经济范畴，涉及社会多方面多层次，更涉及政府本身的转型挑战。

首先需要思考的是治理模式转型，回归之初的所谓「河水不犯井水」、「小政府大市场」已经翻过去了。香港曾以“自由经济”政策为重，实行“积极不干预”治理政策也不合时宜。不仅确定了中央对特区拥有全面管治权，也确定香港实行「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以行政长官为首的行政机关在整个治理运作中，包括制订公共政策、立法议程和政府运作，处于主动和主导地位。

这对传统香港只讲市场治理方式有本质区别，政府服务市场突显主动性、主导性。整个政府系统、整体官僚体系以及政府人员都要学好、学会转型，更需要在意识和价值观上转型，在香港治理、发展过程中积极主动开拓并承担责任。这可能是香港经济转型成功的重要因素。

其次，香港传统产业依赖需要转型。传统的几大支柱产业都面临挑战，香港需要固守传统优化传统，更需要开拓创新，考虑传统产业和创新产的衔接和置换。

出口放缓、金融不稳、旅游疲弱、房地产衰落，香港的传统产业都遭遇不同程度的滑铁卢。政府固然希望稳固传统产业继续保持住优势产业，但开拓新型市场、新型产业可能会是香港的新出路。香港服务转型的眼光不能紧盯传统支柱产业，还需要将眼光放长远着力关注新产业。如AI智能、生物科技，甚至新颖货币等。香港有创新资源和能力，缺少的是眼光。

消费是生存的基本行为，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是经济需求的关键指标。港人热衷北上消费，内地旅客赴港人数减少、消费降低。思考香港转型消费已经是政府施政迫不及待的大事。特首李家超曾称，香港正经历转型，在部分行业例如旅游业尤其显著，市民及旅客的消费模式改变，业界要有新思维应对。

「业界要有新思维」，特首点到要害。香港历来是以奇特、优质吸引。如今的香港正失去这些优势，外资撤离、本土中产外移、基层北上，而内地餐饮以廉价连环进驻香港，平价超市也见有机可乘大举进军。香港整体消费质量下滑是趋势。

消费结构的变化，迫切需要香港维持促进高质量消费。低出必须高进。比如，依香港得天独厚的海洋环境，拥有200多个如海洋珍珠般的岛屿，以休闲度假吸引高端游客以弥补观光购物不足的低端旅游可能是香港未来的方向。

香港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得到国家的全力支持，在这一绝佳的发展机遇下，香港已经不能只满足于扮演内地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窗口、超级联系人，而要以创造者、建设者的角色深度参与国家发展大局，如此定位才能弄清楚自己合适的位置、角色及转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