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周恩来在杭州和群众亲切交谈 图源：浙江老年报

电视剧《潜伏》引发了观众对党的隐蔽战线斗争的热情，那些隐蔽在敌人内部的党的忠诚战士，为了革命甘愿以身犯险，在“暴露即意味着牺牲”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获取情报、保护党组织甚至策反敌人，其中的斗智斗勇险象环生又异常精彩，即使是电视剧也为人民群众津津乐道。然而，历史现实中的隐蔽战线斗争，远远比电视剧更残酷、更危险。

1949年，解放军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而国民党反动派则丢盔弃甲，一败涂地。敌我在战场上的极大差异表现，除了解放军战略战术运用得当，纪律严明，团结一致以外，与我党的隐蔽战线积极作为也是分不开的。当时，毛泽东同志说：“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深入敌人内部的我特工人员），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一份小小的情报，足以影响一场战役，甚至影响整个战争的走向和结局，情报工作在战争中意义重大，作用非凡。而毛泽东同志这段话，正是对我党隐蔽战线的缔造者——周恩来同志的高度赞赏和评价。

1.成立“中央特科”

1927年的上海是东亚最知名的国际大都会，素有“东方小巴黎”之称。这里鱼龙混杂，各方势力在暗处互相角逐。帝国主义把上海作为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反动势力更是将这里作为反革命的基地，而黑帮在这里更活跃，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非凡。而这里却是我党早期的中央所在地。

1927年，正处于“白色恐怖”的革命低潮期，国民党反动派刚刚发动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反革命屠杀，革命正处于低潮期。“革命形势一经变动，许多党员动摇消极，甚至公然叛党，投降敌人，陷害同志”“自首告密叛变的事由南而北渐渐遍及全国各级党部”，面对反动当局发动的“白色恐怖”和“血腥屠杀”，要把“白区”的党组织和革命的火种保存下来已经非常不易，遑论巩固和发展。

此时的周恩来，面对日益复杂和残酷的斗争形势，经过深思熟虑，他认为必须创建专门的机构，来应对白色恐怖下的对敌斗争以及进行革命活动。于是，他向党中央建议成立“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总部就设在中央所在地的上海。周恩来同志作为“中央特科”的发起人和实际负责人，为特科组建和运作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在组织上，特科先后建立四个职能科室：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俗称“打狗队”）和交通科（后更名无线电通讯科）。各个科室分司一职，受中央和总部领导，又相互配合，紧密合作。

特科的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和建立秘密电台。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因此，获取情报是特科一项重要任务。周恩来同志特别重视挑选可靠机敏的党员或党的同情者打入敌人心脏，掌握敌情，为我党制定对敌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为加强对中央特科的领导，1928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周恩来是决策人，顾顺章负责日常工作。

2.中统干将杨登瀛

1928年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中央特科建立了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杨登瀛。

杨登瀛是国民党左派， 他在日本时曾读过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思想倾向进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镇压和屠杀共产党人，杨登瀛对此大为不满，颇多微词，遂被蒋介石手下的人抓起来关进了大牢。后来在国民党要员蔡元培等人的斡旋下，杨登瀛被保释，后一直蛰居上海，而且在上海滩特别“兜得转”。

1928年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增设采访股，组织部负责人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有意拉拢青帮力量进驻。于是，就指派时任调查科主任的张道藩动员杨剑虹担任采访股总干事（股长），同时任命杨剑虹为驻上海的特派员。尽管名为特派员，实际上权利甚大，是国民党特务机构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此时“中统”刚成立不久，人手不够，调查科不过二十多人，杨剑虹一步登天，身居高位，迫切需要一个帮手，他很自然就想到了杨登瀛。杨知识丰富，头脑活络，交际广泛，在租界当局中更有很多朋友，安排杨登瀛作为自己的副手实在是太适合不过了。

1930年，杨剑虹因青帮内部争斗自杀身亡。杨登瀛因此上位为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陈立夫亲自到上海，郑重其事地把蒋介石签署的委任状授给杨登瀛：“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杨登瀛一时间风光无限，在上海地位无俩。

杨登瀛早年留学日本，是知名的“日本通”，当时的英租界和法租界免不了要跟日本人打交道，而杨登瀛以自己渊博的知识和对日经验，以及对事件的精准判断，为租界巡捕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英捕房的西探长兰普逊更是将他奉为上宾，允许他可以不履行程序自行在租界办案。随后，英捕房和法捕房都聘请杨登瀛为顾问。国民党见杨在租界如此“吃得开”，更加倚重杨登瀛，很多大案要案都交给他处理。

中央特科当时也急需知晓租界和巡捕房的信息，因此就联络上了杨登瀛。对于中共的拉拢，杨登瀛很有顾虑，内心有些矛盾。他没有直接答应，而是向他的共产党朋友陈养山征求意见。陈养山向上级陈赓作了汇报。陈赓是党内搞情报工作的行家，他详细询问了杨登瀛的情况，并及时地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得知杨登瀛的情况之后，非常重视：能够在中统内安插一个内线简直太重要了！他当即指示由陈赓和他单线联系，同时要陈养山迅速从杨登瀛家搬走。

杨登瀛的加入让中央特委如虎添翼，不仅粉碎了各方势力全力清除我党的阴谋，营救了很多被捕同志，更保全了党中央和党组织，获取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情报。

1929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军事部长杨殷、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及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张际春等人正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开会，被突然而至的租界巡捕、警察局包探逮捕。敌人登楼捕人“如预知的一样”。中央由此断定：党内一定出了叛徒。经杨登瀛的查证，党内确实出现了叛徒——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白鑫一个亲属背叛革命，被彭湃批准枪毙，因此他怀恨在心，才有了叛变革命之举，后再经中央查证，杨提供的消息完全可靠！

周恩来指令特科：不惜任何代价，全力营救彭湃等人并尽快除掉叛徒白鑫。在杨登瀛的操作之下，不仅顺利救出了被捕同志，白鑫也被陈赓率领的特委行动队击毙。

1928年秋，因叛徒戴冰石告密，正在某处开会的我党7名党员被上海警备司令部和租界巡捕房帮办谭绍良带领的巡捕抓捕，恰巧杨登瀛在巡捕房办事，便随同前往。杨登瀛立即联系陈赓，叛徒戴冰石被及时清除；叛徒顾某正在上海警备司令部讨价还价出卖李立三的回报问题，杨登瀛立即“告密”陈赓，顾某立即命归西天；1929年初，叛徒陈慰年待价出卖党内机密文件，被杨登瀛得知，杨先用两根金条稳住陈，随后告知特科，叛徒立即被惩处；同年11月，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常委任弼时被捕，杨登瀛亲自赴巡捕房营救，他坚称任弼时是自己的手下，仅一个月时间，任弼时就获释。

3.中央特科功勋卓著

除了争取到了杨登瀛这样的民主人士，中央特科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内部重要职务安插我党人士，如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等都成功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获取最核心和机密的情报。钱壮飞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因他才华出众，善交朋友，又与徐恩曾是浙江湖州同乡，深得徐的信任，调他担任自己的秘书。

陈立夫、徐恩曾为了搜集情报，要设立公开机关，李克农等同志根据中央特科的指示，在天津、南京、武汉、北平等大城市建立通讯社，其实就是特务机关。胡底在南京主持国民党情报机关“民智通讯社”，后又调天津创办国民党情报机关“长城通讯社”，李克农实际主持上海的国民党情报机关。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派特科的陈赓和李克农联系。李、钱、胡成立党小组，由李克农任组长。国民党最高特务组织的机密，从南京国民党中央到上海、天津等地方，大都被我们党及时掌握了。李、钱、胡相互配合，收集了很多国民党军事、政治、特务等情报，了解和掌握了国民党的动向，为党中央制定对敌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1931年4月，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组织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杨登瀛以及钱壮飞等冒险将情报送出给李克农，李迅速传递给中央，挽救了一场巨大的危机。而杨登瀛也因此受到牵连，被国民党下狱，后虽经营救出狱却远离权力核心，也跟党断了联系。

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感慨地说：如果没有钱壮飞等特科同志的浴血奋战，我们这些在上海工作的同志早就不在人世了。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弥留之际，将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负责人罗青长约到身边，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周总理作为秘密战线的最高领导者，临终之际，总理对罗青长提及这些隐蔽战线的工作者，并谆谆告诫：“一切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你们都要不要忘记他们！”

1935年后，中央特科取消。然而，中央特科的有效工作，让中共中央在上海这个国民政府的统治中心、三教九流鱼龙混杂、各方势力错综复杂、外国势力交错染指的大都市，不仅得以保全党组织，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更成功地指导了全国各地的党的工作，功勋卓著，在党史中留下了彪炳千古的一页。

作者介绍：姚风明，作家、资深媒体人。现任加拿大红枫林传媒集团总编辑，连续多年参加全国两会现场采访。著有长篇历史小说《淮商传奇》，系大型图书《筑梦京华》《万里长风更梦圆》主笔，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弘扬中华文化”自勉。其所著长篇历史小说《淮商传奇》获2019年淮安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并获得袁鹰长篇小说文学奖。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淮安区作家协会副主席。

来源：淮安市淮安区文艺评论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