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殊菩萨曾经在梦里给过我三次点化，现在我把它写出来，让大家看一看。

第一次是1980年7月7日，还不到16岁的我在河北省滦南县胡各庄中学参加高考。几天前，母亲因为后背上长了个疮，从老家坨里镇蒋各庄村来到胡各庄医院做手术。当时父亲在胡各庄酒厂当厂长。母亲手术后就住在父亲的宿舍里修养。7日上午9点多，母亲靠在被子上休息，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并且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正在考试，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进了考场，来到我身边。这个人瘦高个，戴着眼睛，文质彬彬的。他问我：“会做吗？”我说：“不会。”他说：“叔叔教你做。”然后他就握着我的手在纸上写。突然，画面一转，母亲看见我坐在床上，头上蒙着一个大花被子，只把脸露在外面。这个时候，父亲回来了。父亲开门的声音把母亲惊醒了。母亲就把刚才做的梦跟父亲说了。父亲听后非常高兴。说来也巧，考数学的时候，卷子发下来，我一看，感觉都不会，脑袋一下子就懵了。但奇怪的是，很快我就把心情平复下来，从第一题开始，慢慢地想，慢慢地做，竟然越做越顺利。很快，所有的题都做完了。除了一道7分的题感觉偏，做的不大对之外，其余的题都觉得没有问题。结果，我的数学考了93分，不仅在全县排第一，就是在全省、全国都排在前列。你可能会问：“怎么知道梦中的这个男人是文殊菩萨呢？”我当时年幼，确实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是后来许多年后一点点地琢磨出来的。

第二次的起因是因为我在1994年9月14日的天津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名字叫《鬼难拿》。这篇文章得罪了当时塘沽区委的一位副书记。他对号入座，认为我在文章里影射了他，说了他的坏话。他让区委宣传部部长写了一篇两万字的文章，名字叫《驳报告文学《鬼难拿》》，上报天津市委宣传部。与此同时，另一位副书记和这位宣传部长找我谈了几次话。这位副书记对我说：“树忠啊！我们就是傻吧，也能看出来，你写的我们塘沽区委的领导都是鬼呀。”我说一句话，他们两个就在本子上记下来。我感到事情不妙，就给好朋友吕国英打了一个电话。吕国英当时在解放军报任编辑组长。我告诉国英，我因为写了一篇宣传改革开放先进人物的报告文学，遭到了塘沽区委个别领导的打击报复。我把事情的经过简单地跟他介绍了一下。他安慰我说：“树忠，不用害怕。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不久，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我写的通讯《改革实干家》，写的也是《鬼难拿》里的主人公。紧接着，北京青年报、经济日报、焦点访谈先后来塘沽采访此事。面对舆论的强大压力，塘沽区委最后做出了妥协，不再追究我的问题。这件事之后，我心灰意冷，不想在塘沽呆了，想去北京找个地方干点事。

有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一个人往北京走。大约走到天津和北京之间的地方，有一个人把我拦了下来。这个人40多岁，瘦高个，文质彬彬的，戴个眼镜，两只手里握着一本卷起来的书。他问我：“你想去北京吗？”我说：“是。”他说：“去北京不如往西走。”我没有说话。他进一步给我解释：“往西走，去西方的好处大得没法说。这样说吧，别说你去北京只是找一个普通的工作，就是去做帝王将相，也比去西方差了千倍、万倍。”醒了之后，我就想，文质彬彬的，手里握着书，难道是文殊菩萨吗？从此之后，我就打消了去北京的念头。再说说那两位副书记和那位宣传部长的结局。那个对号入座、挑起事端的副书记退休后没几年就得癌症死了。那个找我谈话的副书记还没有退休，就得心脏病死了。最惨的是那个宣传部长，他退休后没多久得了癌症，去日本做手术，死在手术台上。据说，这个人上中学时是个造反派，打老师下手很黑。

第三次是几年之后，我又做了一个梦。梦里，单位收发室给我打电话，说有我的信，让我去取。我进了收发室，看见桌子上只有一封信，信封比较大，是牛皮纸做的。收信地址和收信人是手写的字。落款处是三个金色大字“五台山”，金光闪闪，十分耀眼。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信封，从里面取出四样东西：一封信，一份读书目录，两块糖，一个青花瓷瓶子。信我看了，第一句话我一直记着，但不好对外人说。读书目录里的书名差不多都忘了，只记着有《邓小平文选》。此后，我很认真地读了几遍《邓小平文选》，由此也让我对邓小平这位伟人有了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判断。

2025年12月21日天津

作者简介：赵树忠，男，1964年生，河北滦南人，作家。198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退休前任教于天津某大学。在海内外报刊发表诗歌、散文、纪实文学、报告文学作品上百篇。